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韓鋼（作者簡介：生于１９５８年，湖南人，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yè)。曾在黨史研究室從事研究工作�，F(xiàn)任中央黨校黨史研究室教授。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發(fā)展概要》、《毛澤東之路――晚年歲月》、《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第二卷）等。為當代成就卓著的中青年學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對很多問題的研究比過去要深入得多。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就是中共歷史研究的民間化，它的判斷、話語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不一樣，更為史學界注意，國外反響也比較大。我將這些研究動態(tài)大致歸納為以下若干難點、熱點問題：

一、陳獨秀問題

二、富田事變和蘇區(qū)肅反問題

三、長征中"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

四、西路軍問題

五、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問題

六、朝鮮戰(zhàn)爭問題

七、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八、反右派運動問題

九、"大躍進" 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

十、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問題

十一、七千人大會問題

十二、"高饒事件"問題

十三、"四清"運動問題

十四、"文革"發(fā)生的原因問題

十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爭論

十六、"第一號令"問題

十七、設國家主席和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問題

十八、"九一三事件"問題

十九、粉碎"四人幫"的問題

二十、中蘇關系問題

    《往事》編者的話：歷史的敘述脫胎于神話傳說。在各種文體中，只有神話的自圓其說不容置疑，因為它不必在現(xiàn)實中求證。在蒙昧閉塞的遠古時期，它往往被用來證明統(tǒng)治者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亦使族群獲得認同。我們從官方史學的論述中，仍可辨認出這類遠古的遺跡。在這個開放的時代，這類有關權力起源的神話，既然打著歷史的招牌，就不得不在求證中受到考驗，結果可想而知。從歷史上看，為迎合一時的政治需要，官方史學一次又一次地涂抹歷史（從“開天窗”到“換頭術”，從吹捧“處理決定”到贊揚“平反決定”），每次都要加蓋上“歷史決議”的封印，為歷史規(guī)定標準答案，好像如此一來，歷史就會以最稱心如意的方式固定下來。結果常常是墨跡未干，就又不得不拆開重來……

     造成如此尷尬局面，官方史學有兩大難言之隱。一是治本朝史的束縛，它面對的是一脈相傳的家族，雖然路線方針政策今昔霄壤，是非善惡功罪朝夕徑庭，敘述起沿革，史家卻只能“裝修”，絕不能“新建”——“裝修”也得小心，“承重墻”是碰不得的；二是信息時代的挑戰(zhàn)，文明日進，知識普及，信息共享，傳統(tǒng)的封閉思維及手段越來越不合時宜了。顯而易見，官方史學已經(jīng)不能滿足現(xiàn)實對它的要求。它現(xiàn)在的功能與其說提供記憶，不如說提供遺忘。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它自己被邊緣化，被遺忘，陷入失語或半失語的狀態(tài)。

     與官方史學的式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獨立研究的興起。這一興起是前瞻性的，它反映出更深層更廣闊的歷史潮流：思想領域的開放以及獨立思考的權利。相對于“政治上正確”，獨立研究更在乎歷史真相；相對于“歷史辯證規(guī)律”，它更關注尋常的邏輯；它的判斷并不建立在高深的歷史目的論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人的良知之上。與其說它想建立一部能自圓其說的歷史，不如說它開放了這一領域：有共識，卻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答案，并且隨時準備容納和探討不同的觀點和新的發(fā)現(xiàn)。在這里，“說法”一次次被質疑，“結論”一次次被顛覆，引起關注、探索和討論，真相不斷地大白于天下，歷史被重新發(fā)現(xiàn)，重新敘述……我們從韓鋼教授的文章中可以體會到這一眾聲喧嘩的生動局面。

     我們感謝韓鋼教授，他使我們了解了這一領域獨立研究的進展�；謴蜌v史的公正有賴于獨立研究者們的努力，而只有在歷史公正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現(xiàn)實的公正。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共歷史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很多問題的研究比過去要深入得多。一是第二個歷史決議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重新作出結論，一些長期被定論的歷史問題在高層領導人及相關機構和專業(yè)研究人員共同努力下重新得到評價；二是中共歷史的研究出現(xiàn)民間化趨勢，從主流意識形態(tài)剝離出一個民間研究的學派，產(chǎn)生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

一、陳獨秀問題

     一九四九年以后，官方對陳獨秀是基本上否定的。除了給他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以外，對他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都從來不提，從來不講他一九一五年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后來改為《新青年》），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從來不反映。只講李大釗、毛澤東，李大釗的作用重要。最早提出陳獨秀問題是在一九七九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〇年發(fā)了一些文章，重新肯定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當中的作用。

     陳獨秀一共有五頂帽子——叛徒、漢奸、托派、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摘掉的是“漢奸”的帽子。“漢奸”的帽子最早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份的《救國時報》，有人說“中國的托派是拿著日本人津貼的漢奸”（但是沒點陳獨秀的名字）。十月份，伍平在《救國時報》發(fā)表文章，說“陳獨秀就是拿著日本津貼的漢奸”（伍平是誰？我不清楚）�！督夥拧分芸�、《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也發(fā)表了一些文章。最厲害的是康生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份的《解放》周刊發(fā)表的文章《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這篇文章有兩萬多字，是針對陳獨秀寫的。該文實際上是根據(jù)蘇聯(lián)的肅托精神來的，因為當時蘇聯(lián)正在公審托洛斯基分子拉迪克。文章前一部分講蘇聯(lián)的托洛斯基分子，后一部分講中國的托洛斯基分子�？瞪�文章的依據(jù)就是一九三六年伍平的文章。開始陳獨秀沒說話，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等八人聯(lián)名質問《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說你們有什么根據(jù)說“陳獨秀是拿著日本人津貼的漢奸”？這個事鬧得中共很被動。《新華日報》還不認錯，發(fā)了一篇短評，毫不講道理地說陳獨秀就是漢奸。后來陳獨秀自己要訴諸法律了，周恩來委托徐特立去做陳獨秀的工作，才平息了這件事情。研究者根據(jù)文獻材料，把陳獨秀“漢奸”的帽子給摘掉了。事實上，不僅說陳“漢奸”毫無根據(jù)、子虛烏有，而且相反的，陳獨秀發(fā)表了許多關于抗日的言論和主張。《毛選》原來的版本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有一個注釋，原來的注釋說托陳取消派是說托洛斯基分子、漢奸，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那個注釋改了，就是原來托陳取消派是日本漢奸，是根據(jù)蘇聯(lián)審判托洛斯基分子的錯誤結論得出來的，等于就給翻過來了，這頂帽子就給摘掉了。

     緊接著就是“叛徒”的帽子，更是子虛烏有。所謂“叛徒”，一個是抽象地說他在大革命時期，把領導權拱手讓給了國民黨新右派，出賣了革命；還有就是說他一九三二年被捕，被關到國民政府監(jiān)獄，做了叛徒。他一共被關了五年，一九三七年出來的，期間沒有發(fā)生任何因為陳獨秀的被捕而使中共首腦機關或其他機關遭破壞的事情。相反倒是出獄以后，蔣介石一度邀請他出任教育部次長，被他拒絕。所以，這頂帽子在八十年代初期也摘掉了。

    “托派”這頂帽子沒法摘，因為他確實當過幾年的中國托派領袖。關于“托派”的帽子，從蘇聯(lián)解密的文件來看，托洛茨基都要平反。如果不帶價值判斷的話，陳獨秀肯定是托派領袖，他確實當過幾年托派領導人，后來因為托派內部矛盾，也被開除了。最后剩下的兩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這兩頂帽子摘得非常艱難，從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摘到現(xiàn)在，筆墨官司打得非常多，為此成立了陳獨秀研究會。陳獨秀研究會影響很大，自動參會的人每年都在增加，這個研究會包括相當一批研究黨史的人，大家紛紛為摘掉陳獨秀最后兩頂帽子打筆墨官司。陳獨秀研究會還辦了一個內部的刊物，前年被取締了。

     最近幾年，學術界關于陳獨秀的研究突破更多，這是由于蘇聯(lián)的檔案大量被解密，國際共運的檔案大量被披露。過去給陳獨秀扣帽子的時候，說陳實行“右傾投降主義”，向國民黨新右派讓步，比方說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這叫三大讓步。其實這些事件的經(jīng)過非常復雜，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聯(lián)共中央及其顧問在其中起了關鍵性作用。有研究者統(tǒng)計，從一九二四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國共合作開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在這三年多的時間里，僅聯(lián)共中央發(fā)布的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決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個，聯(lián)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七百三十八次，這還不包括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的文件和會議。這表明，原來加在陳獨秀頭上的所謂向國民黨新右派退讓的政策和主張，其實來自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中央、蘇聯(lián)顧問、共產(chǎn)國際代表，而不是陳獨秀自己的主張，相反，陳獨秀跟共產(chǎn)國際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些研究者認為給陳獨秀扣上這兩頂帽子毫無道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二〇〇一年出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簡史》中給陳獨秀摘掉了一頂帽子——右傾投降主義，保留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但仍有研究者強烈批評這部《簡史》：為什么還給陳獨秀戴“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二〇〇二年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一卷的修訂本，還是保留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但是有些研究者已經(jīng)把它摘掉了，在他們編寫的中共歷史著作中，已經(jīng)不再說陳獨秀是“右傾投降主義”，連“右傾機會主義”都不提了。這個筆墨官司沒完，現(xiàn)在還在打。

     陳獨秀研究步履艱難，一波三折，恐怕跟意識形態(tài)主管部門以及主管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人有關。八十年代出了《陳獨秀文章選編》（上、下兩卷），一九八三年《中共黨史資料》第一期發(fā)表了陳獨秀《金粉淚》五十六首（在南京監(jiān)獄寫的詩）。有關領導人就警告說“對陳獨秀的宣傳不要過分”，一九八三年“清污”時，黨史界的精神污染列為第一號的就是這兩件事，說為陳獨秀評功、擺好、翻案。

     陳獨秀研究會除了研究陳獨秀問題外，對當代中國歷史包括現(xiàn)實政治和社會有很多尖銳的議論。它有個內部刊物，很多人在公開的媒體發(fā)表不了的，都在那里發(fā)，針砭時弊的言論很多，后來還上了網(wǎng)。這就觸怒了某些人，這恐怕是這個研究會被撤消的關鍵原因。陳獨秀演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陳獨秀晚年政治思想的研究。陳獨秀晚年對斯大林模式的反思，非常深刻。

     陳獨秀到現(xiàn)在為止不能平反，有人說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大冤案、最大的冤案。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員陳鐵鍵先生專門寫過一篇文章，說北京東黃城根的五四紀念浮雕，是貽害子孫、誤人子弟的一個東西，在那里面居然沒有五四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兩個最大的頭像是李大釗和毛澤東，連陸宗輿、章宗祥都有一個小頭，居然沒有陳獨秀！這是反歷史的。但實際上學者的研究已經(jīng)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到現(xiàn)在為止這是一個難點，也是一個熱點，還在不斷的有文章，主要就是爭取最后摘掉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徹底平反。

二、富田事變和蘇區(qū)肅反問題

     富田事件。一九三〇年九月紅一方面軍打吉安，破獲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一部分材料，其中一部分是AB團檔案，牽扯到江西省行委和贛西南特委。當時在蘇區(qū)已經(jīng)有一些反特、肅托的呼聲，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派政治保衛(wèi)處的處長李韶九帶了一個連的人，到當時江西省行委的所在地富田抓人，讓他們交待誰是AB團，手段非常殘酷。嚴刑之下，交待出來一二百人。接著繼續(xù)抓人，事態(tài)越來越擴大，導致紅二十軍嘩變，喊出口號：“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彼麄冋J為主要就是毛澤東干的，毛是許克祥第二。宣布脫離一方面軍。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fā)生后，事變領導人認為他們的這些做法有些過分，所以派段良弼去上海向臨時中央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匯報，一方面檢討自己，一方面說明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事情的處理上有問題。因為他們已經(jīng)不相信紅一方面軍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認為他們是反革命暴動。蘇區(qū)中央局的看法和紅一方面軍不一樣，項英認為這件事情兩方面都有錯，主張按照黨內矛盾處理。段良弼到了上海以后發(fā)現(xiàn)有問題，從此消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一個中央代表團去處理這個事情，他們撤消了項英的蘇區(qū)中央局書記的職務，直接處理富田事變。首先把事變的領導人都逮捕，第一個槍斃的就是劉敵，緊接著就把其余二十多個人都槍斃了。然后把紅二十軍從前方調到后方，包圍了全部排以上的干部七八百人，包括軍長全部殺害（只有兩個人逃脫。一個是172團副官叫謝象晃，后來當了江西省民政廳廳長，八十年代當過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還有一個是排長叫劉守英，后來當過八路軍團長，在百團大戰(zhàn)中犧牲了）。紅二十軍番號從此取消。此后就開始在各根據(jù)地大規(guī)模肅反，結果殺了“AB團”七萬多人、“社會民主黨”六千二百人、“改組派”兩萬多人。

      最早關注這個歷史問題的是江西省委黨校教員戴向青教授�！拔母铩鼻八�在贛南老區(qū)搞調查，發(fā)現(xiàn)老區(qū)人沒有不知道AB團的。從一九七九年底開始，他和同事一起到贛南收集材料，走訪調查，發(fā)現(xiàn)這是一個冤案、錯案，并且發(fā)表了文章，引起很大反響。此后，關于富田事變的爭論得非常激烈，一種觀點是維持原案，認定事變是反革命事件；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完全是個冤案。八十年代初，戴向青被選為全國黨史研究會理事，有機會接近研究會顧問蕭克，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蕭克指正。蕭克贊同戴向青的看法，他當年就在中央蘇區(qū)，親身經(jīng)歷過歷史，非常清楚這個事情。他認為江西富田事件和蘇區(qū)肅反的問題必須要澄清。事情終于引起中央最高層的注意，胡耀邦明確說，這個問題該解決了。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央責成當時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主任馮文彬和副主任馬石江，到湖南、江西調查，專門調查“富田事件”問題。這個工作做了大概有好幾個月，整理出AB團和富田事變兩個材料，上報中央領導人。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召開中央組織部、公安部、民政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等相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同意上報材料的觀點，認為這樁延誤多年的大案應該澄清，并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起草給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的報告。

      一九八八年，中央組織部組織了一個富田事變復核小組，以原中組部部長陳野蘋為首，又查閱大量材料，把當年段良弼給臨時中央的報告都找出來了。這個報告非常關鍵，敘述了整個“富田事件”的來龍去脈，也證明段良弼和劉敵等根本不是“AB團”。一九八九年春夏，復核小組將平反文件上報中央。但是，到現(xiàn)在為止，一直沒有結果。

     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出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卷有一個新說法：肅清“AB團”和“社會民主黨”的斗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chǎn)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各個根據(jù)地的肅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給革命事業(yè)造成嚴重危害。這算是某種程度的平反。但是學術界對此并不滿足，因為任何一個冤案、假案、錯案的平反，都應該有中央的正式文件，而這樣的文件因為某些人的干預迄今沒有。

三、長征中“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

     一九三五年，紅一、四方面軍長征在懋功會師以后，對兩軍戰(zhàn)略方向出現(xiàn)分歧。張國燾主張向西退卻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周恩來、毛澤東主張北上。隨后召開的兩河口政治局會議決定紅軍向北進攻，張國燾勉強同意。八月，紅軍總部決定將一、四方面軍進行混合編隊，分成左右兩路軍。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左路軍行動，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晚上（實際是十日凌晨兩點），發(fā)生了一個很大的事件，就是右路軍中一方面軍的紅一軍、紅三軍和軍委縱隊突然轉移，先行北上，脫開了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右路軍的四方面軍領導人是陳昌浩和徐向前）。一、四方面軍還差點交火，后來徐向前說了一句“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才沒有打起來。

原因是什么？長期以來的說法是：這天晚上，右路軍的作戰(zhàn)科長呂黎平，接到了來自張國燾的一封密電，密電勸右路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南下，“若執(zhí)迷不悟，堅持北進，則以武力解決之”。呂黎平拿到這個電報以后，就給了葉劍英。葉劍英把它抄在了一個煙盒上，然后向毛報告。毛澤東等決定晚上迅速開拔。幾十年來都是這個說法。代表性的文章有1979年5月1日呂黎平發(fā)表的回憶文章《嚴峻的時刻》。

     國防大學教員王年一教授在研究紅四方面軍戰(zhàn)史的過程中，查閱了大量的檔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對這個長期流行的說法第一次提出質疑。他的理由是：第一，至今沒有找不到“武力解決”的密電原文。第二，中央批評張國燾的一系列相關文獻中，均無此記載。第三，如果有這樣的電文，了解情況的人當會述及，但是斯諾的《西行漫記》、劉伯承的《回顧長征》這類著述都沒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的文章一發(fā)表，引起研究者注意，也引來當事人批評。呂黎平發(fā)表文章，仍舊堅持原來的說法。王年一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的《黨史研究資料》再次發(fā)表文章，重申自己的質疑。除了原來的理由外，文章還增加了幾點理由：一是原紅軍總部三局局長兼左路軍電臺臺長宋侃夫、原右路軍電臺臺長王子綱均回憶，凡是張國燾發(fā)出的電報或收到的電報，無論指定人譯成或親譯的，都要經(jīng)過他們，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所謂“武力解決”的電報。二是毛澤東稱贊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時講的。毛澤東原話是這樣說的：葉劍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銳，大關節(jié)是不糊涂的；接著毛對葉劍英說，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边@里毛講的是葉劍英寫了一部著作，與密電問題無關。什么著作呢？后來，國防大學教員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發(fā)表文章說清楚了。一九五九年中央軍委擴大會批判彭德懷，這部著作其實是根據(jù)會議精神寫的一篇文章，發(fā)給高級干部閱讀。但是，長期以來以訛傳訛。

     這個筆墨官司從此打了多年。一九八六年十月，紀念紅軍長征五十周年，范碩（軍科院研究員）發(fā)表了文章又談密電問題。文章發(fā)表后，引起一些四方面軍老人不滿。李先念去見鄧小平，談及此事。鄧聽說后很不高興，囑咐秘書查這是誰寫的文章。并說，幾十年前的事，公開爭論干什么？當時，這個事算是平息了，但是事情并沒有完。二〇〇三年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和二〇〇四年第一期《中華兒女》，連載范碩的長篇文章《紅軍長征中的“密電事件”揭密》，論證有“武力解決”的電報，引用了大量的回憶錄。而且指責說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企圖為張國燾翻案。

     朱玉、王年一在二○○四年年第六期的《西北大學學報》發(fā)長篇文章《也談紅軍長征中的“密電”問題》，反駁范碩。朱玉、王年一認為指責別人想“翻案”，總得有“案”；如果確有其“案”，肯定會記載在有關的決議或歷史文件里。但是，第一，反復查閱中央檔案館、軍委檔案館的有關歷史檔案，始終找不到載有“武力解決”中央字樣的電文。第二，從一系列文獻中，同樣可以斷定沒有這樣的電文。認為有“武力解決”密電的研究者，主要依據(jù)是個人回憶，朱、王的文章對這些回憶，特別是對同這個電報直接接觸的六人（張國燾、陳昌浩、朱德、徐向前、葉劍英、毛澤東）的回憶，逐一做了分析。比如毛澤東的回憶有兩處，一處是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清算“國燾路線”時毛澤東的發(fā)言，毛說葉劍英將密電偷來給他們看，電文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還有一處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沙同韋國清、丁盛、劉興元等人的談話，說張國燾打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前一個發(fā)言說張國燾電文“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意思是張叫部隊南下，南下后再“徹底開展黨內斗爭”，而不是就地“武力解決”�！皬氐组_展黨內斗爭”與“反右”、“反傾向”、“開展路線斗爭”一類的話。都是當時流行的黨內斗爭的布爾什維克語言，與“肅反”、“武力解決”不是一碼事。后一個談話說“堅決南下，否則徹底解決”，性質就變了，變成中央如不同意南下，徐、陳和四方面軍就要當?shù)亍敖鉀Q”中央，“俘虜”中央，即是要動武。事實上并非如此，徐、陳既沒有動武的任何軍事部署，且在中央率軍北上出走后，又嚴令禁止部隊追擊�？梢姡�后面的談話，與前者的發(fā)言出入甚大，與事實也相去甚遠。

     所謂“武力解決”的密電問題，迄今仍爭論不休，成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共歷史和軍史研究的一個難點。

四、西路軍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以后，中央軍委有一個《十月份作戰(zhàn)綱領》，提出了寧夏戰(zhàn)役計劃。這里面有一個背景，三個方面軍會師以后，有一個總的行動方向，就是按照聯(lián)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國際路線，讓紅軍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據(jù)地，毗鄰蘇聯(lián)，在西北造成一個抗日局面。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重點在歐洲，無暇東顧。斯大林的意愿是，蘇聯(lián)遠東地區(qū)不受到日本人的威脅，希望中國的紅軍牽制日本從東方進攻蘇聯(lián)，而中國紅軍也可以通過這條途徑，從蘇聯(lián)取得物資援助。為什么要北上？就是這個意圖。要打通國際路線，當時的說法就是要“打通遠方”。寧夏戰(zhàn)役計劃實際上就是要實現(xiàn)這個意圖，所以，當時的方向是寧夏不是陜北，準備到寧夏去，就是準備過河。但是，這個時候蔣介石也在調動軍隊，想在黃河以東把紅軍全部解決了。

     十月份，紅四方面軍的紅九軍、紅三十軍再加上紅一方面軍的紅五軍，連同四方面軍軍部，先過了黃河。國民黨調集兵力趕往堵截，原準備渡河的紅三十一軍南下阻擊，終因敵眾我寡，被敵軍切斷黃河，未能渡過黃河。過了黃河的三個軍一共二萬一千八百人，成了孤軍。開始還讓他們繼續(xù)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西北是馬家軍的天下，馬家軍有正規(guī)軍三萬，民團八萬，一共是十一萬，敵我力量懸殊，根本沒法完成寧夏戰(zhàn)役計劃。十一月份，中央軍委就提出改變原來的作戰(zhàn)計劃，組成西路軍，讓他們西征，以一年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jù)地，這才是西征的開始。最后整個西路軍全部失敗。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陳云和滕代遠到星星峽去接西路軍的時候，二萬一千八百多人只剩下四百多人。事情的經(jīng)過大致就是這樣，但是西路軍浴血征戰(zhàn)、兵敗河西，長期以來卻被作為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破產(chǎn)的一個標志�！睹珴蓶|選集》的《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及其注釋就是這么說的，各種中共歷史教科書當然也是這樣說的。

     八十年代，研究者對這一歷史結論提出疑問，國防大學教員朱玉教授、叢進教授最早寫了文章。長期以來，把“打通國際路線”作為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產(chǎn)物，認為這個口號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戰(zhàn)略背道而馳，這種說法與事實不符。大量文獻檔案表明，“打通國際路線”是中共中央整個戰(zhàn)略部署的主要環(huán)節(jié)之一，而不能與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劃等號。因此，河西部隊從北進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到改為西進執(zhí)行打通新疆的任務，完全是執(zhí)行中共中央戰(zhàn)略計劃的結果，是執(zhí)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方針、部署、指示，而不是執(zhí)行張國燾的“西進計劃”。毛澤東寫《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這時西路軍還沒有失敗，中共中央也沒有清算張國燾路線，怎么會有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內容呢？顯然，這是后來對稿子整理補充時所加。

     至于西路軍的失敗，也談不上是張國燾“逃跑主義”路線的結果，原因非常復雜。徐向前在回憶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軍擔負的任務飄忽不定，變化多端，大大超出應有限度，這是導致失利的根本原因；二是敵強我弱，西路軍遠離根據(jù)地，孤軍深入敵軍腹地，且曠日持久，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圖援應沒有援應，喪失了作戰(zhàn)主動權；三是戰(zhàn)場指揮缺乏機斷專行，一方面上級統(tǒng)得過死，沒有給戰(zhàn)場最高指揮官以應有的自由權，另一方面西路軍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中央軍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jù)地，而在河西走廊建根據(jù)地缺乏起碼的客觀條件，河西走廊這個地方一無好的地形，二無群眾基礎，更談不上武器彈藥的接濟，一個狹長的地帶，四周是荒漠，根本無法建立根據(jù)地；西路軍最高領導人陳昌浩不能靈活執(zhí)行軍委指示，從長征中違背中央決定、極力主張南下的一個極端，跳到機械執(zhí)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個極端。舉一個倪家營子戰(zhàn)斗的例子，是一個最慘的例子：西路軍在倪家營子同馬家軍血戰(zhàn)二十多天，終于突圍出來了，但是陳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營子，在那里建立根據(jù)地，因為這是中央的指示。徐向前同陳昌浩激烈爭論，最后不得不服從陳的命令。結果部隊又回到了倪家營子，再度被馬家軍包圍，待第二次突圍出來時，西路軍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將文章《“西路軍”疑》報送鄧小平，鄧小平批轉李先念研究。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寫了《關于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的報告，給了陳云。陳云同意李先念的說明，讓他把這個說明送中央黨史研究室，并送中央檔案館存檔，請鄧小平批轉中央常委，鄧小平批了兩句話：“贊同這個說明，同意全件存檔”。

      關于西路軍的問題，黨史界爭論很大。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黨史研究資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發(fā)表了朱玉、叢進的一組關于西路軍問題的文章，引起高層指責，有關部門下令收回這一期刊物。有一種觀點仍然認為，西路軍和西征就是張國燾“逃跑主義”的產(chǎn)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上卷出版，有人寫西路軍是“奉命過河”。李先念看到后給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寫信，質問“奉命，奉命，奉誰的命？”幾萬冊全部印好的書將那一頁全部撕去，改成“根據(jù)中革軍委命令”，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電視臺播映電視文獻片《李先念》，其中第二集《血染祁連》，把西路軍的來龍去脈介紹得非常清楚，對西路軍的歷史作了全面和客觀的反映。不久，香港鳳凰電視臺也連續(xù)五次訪談西路軍的問題。當然，到現(xiàn)在為止，學術界實際上還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認為西路軍的失敗，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軍本身也有問題，在處理建立河西走廊根據(jù)地的問題上也有失誤。

五、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問題

      這個問題應該說九十年代以來突破比較大。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了高華教授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這本書可以說是關于延安整風最翔實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來源于公開的文獻、回憶、著述，沒有內部檔案。它的核心觀點，就是延安整風是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guī)模政治運動，他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chuàng)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干、肅反兩種手段，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最高權威的上層結構，其間所產(chǎn)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跟這個問題有聯(lián)系的是“搶救運動”，八十年代以來，學術界作了一些研究，但是都不深入，而且?guī)缀醵及褞び浽诹丝瞪�的頭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對“搶救運動”負有不可推脫的重要責任，但毛澤東是中共中央領導人，而且是整風運動的領導人，難道對此沒有責任嗎？有研究者指出，在這一點上，主流意識形態(tài)是不能突破的，極力把康和毛摘開，相反去強調“搶救運動”后期毛“發(fā)現(xiàn)了問題”，使得運動及時剎車。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黨校教育史研究組”著、中央黨校王仲清教授執(zhí)筆的《延安中央黨校的審干工作》一書，說的是黨校，實際上也部分反映了當時整個延安的情況，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澤東、任弼時、彭真的講話。這本書只印了三千冊，還是內部發(fā)行。

六、朝鮮戰(zhàn)爭問題

     朝鮮戰(zhàn)爭歷史的研究，是當代歷史、中共歷史研究進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個領域。原因在于檔案的解密。從七十年代開始，相關國家陸續(xù)解密檔案，首先是美國、英國。九十年代初俄羅斯檔案也大量解密，這使得朝鮮戰(zhàn)爭歷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也開始陸續(xù)公布了一些檔案，比如《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軍事文選》、《毛澤東外交文選》、《周恩來軍事文選》、《周恩來外交文選》、《彭德懷軍事文選》收入了部分相關文獻，軍科院編寫了《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zhàn)史》，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了《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來傳》，披露了一些材料。

     還有一個原因，隨著蘇聯(lián)的解體，冷戰(zhàn)宣告結束。冷戰(zhàn)成為歷史，冷戰(zhàn)史便越來越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國際學術界一個比較共識的看法認為，冷戰(zhàn)開始的標志就是朝鮮戰(zhàn)爭，研究冷戰(zhàn)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鮮戰(zhàn)爭。因此，朝鮮戰(zhàn)爭的研究最近這些年進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這里主要介紹兩個問題，一個是關于朝鮮戰(zhàn)爭緣起的研究。以前大陸傳統(tǒng)的說法是，“美帝國主義指使南朝鮮李承晚匪幫首先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其實在國外，這種觀點一開始就被否定，現(xiàn)在中方的學者也都非常清楚這一點了。中國專家已經(jīng)對這個問題作了系統(tǒng)研究。這個問題要從雅爾塔體系講起。雅爾塔體系的實質，是東西方戰(zhàn)勝國對法西斯國家失敗所造成的空間進行填補，重新劃分勢力范圍。有專家認為，雅爾塔體系的建立使蘇聯(lián)在戰(zhàn)后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證，至少在斯大林看來，蘇聯(lián)在戰(zhàn)后世界的勢力范圍是通過西方盟國的國際協(xié)議的形式固定下來的。出于維護雅爾塔體系的考慮，蘇聯(lián)對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與西方合作的基礎上。根據(jù)《雅爾塔協(xié)定》，戰(zhàn)后朝鮮并不是由美國和蘇聯(lián)分別占領，而是由美、蘇、中、英四大國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滿意這樣一種格局，他要完成朝鮮半島的民族民主革命，當時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沒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鮮勞動黨醞釀了一個解放整個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毫無疑問，這個計劃沒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實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斷跟斯大林提出這個計劃，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戰(zhàn)后蘇聯(lián)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面臨十分艱巨的任務，需要一個和平的外部環(huán)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愿意跟美國人直接交手，因為他知道朝鮮戰(zhàn)爭一打起來的話，就不是南、北朝鮮的問題，而是蘇、美之間的問題了。朝鮮方面曾經(jīng)試圖取得中國方面的贊同和支持，但是，毛澤東同樣也不贊成朝鮮對南朝鮮實施軍事行動。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澤東在同朝鮮代表會談時表示，這種軍事行動尚無有利的形勢，同時中國軍隊也在忙于國內戰(zhàn)爭，難以他顧。的確，1949年秋天，中國國內的戰(zhàn)事還沒結束，十月份以前，西南、西北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更不要說臺灣問題了。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變主意，同意了金日成實施解放朝鮮半島的計劃。斯大林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什么，迄今為止還缺乏權威的文獻檔案揭示。一些研究者作了觀點并不一樣的分析，其中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作為重要背景的見解值得十分注意。一九五〇年一月，訪問蘇聯(lián)的毛澤東經(jīng)過同斯大林的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蘇聯(lián)歸還中國的旅大海軍基地和中長鐵路。旅大是蘇聯(lián)海軍在遠東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凍港，按照條約歸還中國后，蘇聯(lián)海軍遠東艦隊顯然需要尋找新的出�？诤筒粌龈�。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在朝鮮半島爆發(fā)一場戰(zhàn)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lián)在遠東設定的戰(zhàn)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诤筒粌龈邸Ｔ趹�(zhàn)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lián)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即使戰(zhàn)爭失利，由于東北亞局勢的緊張，會使得中國要求蘇軍留駐旅順、大連。作為利益置換，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這個分析和推論，我以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還提出，這個問題應當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不過，在金日成看來，斯大林同意了，毛澤東還能有二話嗎？后來的事實果真如此，盡管毛澤東一開始還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證實后，毛澤東當然只能贊成而不便反對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開始了朝鮮戰(zhàn)爭。事情的真相在國際上早已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其中有關朝鮮戰(zhàn)爭的注釋，說法不同于過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睕]有涉及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由�！睹珴蓶|著作選讀》當然是官方出版物，編輯者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注釋的說法也就有了鮮明的官方色彩。不過，官方盡管向事實靠攏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外交考慮，卻無論如何不再捅破這層窗戶紙。倒是中國的研究者個人，把這個國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訴給了國人。

     一九九七年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志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一九五〇年解放臺灣計劃擱淺的幕后》。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中國承擔出兵援助任務，從而停止了原定這年解放臺灣的計劃。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據(jù)史料，對朝鮮戰(zhàn)爭的真正來由作了詳細交待。結果，引起了一場風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傳的高層人物分別批示，有關部門約見雜志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負責人，《百年潮》雜志更是挨批、作檢查，差點沒受處分。其實，關于朝鮮戰(zhàn)爭的由來，在國內史學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對朝鮮戰(zhàn)爭的研究，國內最有水準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志華教授的《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zhàn)》。這本書本來想在內地出版，但未獲批準。令人費解的是，這本書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還被新聞出版署列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點圖書，書名稍有改動，叫《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zhàn)爭》。另外一本書，其中內容也涉及朝鮮戰(zhàn)爭，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楊奎松教授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松就是前面介紹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整個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一個評估，這也是學術界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第二個問題比前邊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來，除了人們熟知的“愛國主義的勝利”、“國際主義的凱歌”的結論外，學術界對于抗美援朝戰(zhàn)爭得失的評估，看法很不一樣。一種觀點認為得失相當，整個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后既沒有失去什么，也沒有獲得什么，其理由是交戰(zhàn)雙方最終都回到了三八線。另一種觀點認為失大于得，主要對中國來講，付出遠遠超出了獲得。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好做簡單的比例估計，最好做一些比較具體的分析，看“得”得在什么地方，“失”失在什么地方。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在三個方面即軍事、經(jīng)濟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價。軍事方面：整個抗美援朝爭，中國志愿軍兵員損失共計四十二萬六千二百人，包括陣亡、負傷、失蹤、因傷病致死四種情況。志愿軍跟美軍的兵員損失是二點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個人比一個美軍，損失的代價遠遠超過了美軍。經(jīng)濟方面：中國消耗的作戰(zhàn)物資五百七十余萬噸，支出軍費六十二億人民幣；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設想，一九五一年中國的軍費開支要從一九五〇年占預算總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六降到百分之三十，結果不僅沒有降，反而漲到了百分之四十五點六四，影響和擠壓了國內經(jīng)濟的恢復，同時使得中國更多地在經(jīng)濟上依賴于蘇聯(lián)和東歐。政治方面：最大的代價就是解放臺灣的計劃擱淺了，因為不可能實施原來的作戰(zhàn)計劃。朝鮮戰(zhàn)爭之前，杜魯門已經(jīng)準備放棄臺灣了，對蔣政權表示失望。當時第七艦隊已經(jīng)開回夏威夷了，朝鮮戰(zhàn)爭一開打，美國第一個行動不是出兵朝鮮而是派第七艦隊重新進入臺灣海峽。最關鍵的是聯(lián)合國通過決議制裁中國。

七、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這個問題的爭論就比較久了，從八十年代一直爭論到現(xiàn)在。官方有一個結論，就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歸納起來，可以概括成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完全按照當年那個調子，全盤肯定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沒有錯，失誤在于過急，開始過渡的時間提前了，過渡時期的時間縮短了；第三種觀點則認為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從學術界看，相當多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這里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毛澤東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關于未來中國社會曾經(jīng)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即在中國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政治上組成各革命階級的聯(lián)合專政，經(jīng)濟上實行五種經(jīng)濟成分并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毛自己反復強調過，這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既不同于歐美的資產(chǎn)階級專政，又不同于蘇俄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還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將要實行一個很長的時期。但是，執(zhí)政以后不到四年，毛就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從而放棄了原來的新民主主義的制度設想，結束了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毛為什么放棄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設想？關于這個問題，學術界有很多看法。

     一種看法說，毛新民主主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構想完全是一個策略，他從來就不準備真正實施。理由很簡單，因為處于在野黨的地位，要成為執(zhí)政黨，需要有一個贏得社會各階層廣泛贊同和擁護的綱領，新民主主義就是為了這個實現(xiàn)目標提出的一個策略甚或只是口號。一旦目標實現(xiàn)了，策略就可以放棄。

     第二種看法，歸結為外部因素影響，即來自蘇聯(lián)和斯大林的意識形態(tài)壓力。斯大林、聯(lián)共中央本來就不承認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在斯大林看來，毛這些人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chǎn)主義者，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用斯大林的話說是“半個鐵托”。這給中共很大的壓力，所以，中共執(zhí)政之后不久就要走蘇聯(lián)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種看法，認為中共執(zhí)政后所采取的工業(yè)化戰(zhàn)略和建立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是放棄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關鍵原因。中共的工業(yè)化戰(zhàn)略，效仿了蘇聯(lián)斯大林模式，采取的是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而擠壓農業(yè)、輕工業(yè)的方針，這種模式實際上是政府主導型的工業(yè)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種資源。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將各種所有制經(jīng)濟統(tǒng)統(tǒng)納入計劃的軌道，對非公有制經(jīng)濟實行改造。

     第四種看法，是認為毛自己的思路發(fā)生了變化。新民主主義設想原來的確是一個戰(zhàn)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以后毛開始變了。導致毛思想變化的因素有三點：（一）國民經(jīng)濟在三年時間里迅速恢復，比原先估計的三到五年更快地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恢復的目標，這使毛覺得既然經(jīng)濟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復，經(jīng)濟的改造也可以更快地實施；（二）中國公、私營經(jīng)濟比例在一九五二年有了一個倒置性的變化，一九四九年私營經(jīng)濟的比重占國民經(jīng)濟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營經(jīng)濟則占到了三分之二還多；（三）一九五一年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qū)的興起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毛認為農民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走集體化道路的要求和愿望。

      第五種看法認為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沒有明確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tài)，從而忽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長期性；還比如，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判斷，是一種“二元論”，一方面說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說工人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兩者在邏輯上發(fā)生抵牾；再比如，從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條件，強調政治力量對比發(fā)生改變，而忽略物質基礎這個最根本的條件。這些局限導致了實踐上的失誤。許多研究者都認為是一九五二年，根據(jù)就是這年九月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這樣說當然是有根據(jù)的，毛的講話也已經(jīng)公布。但是，放棄原來的設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有一個從模糊到愈來愈清晰的漸變過程。從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初露端倪�，F(xiàn)在能夠看到最早的材料，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毛原來認為中國應該搞“新資本主義”，到1948年這次政治局會議前一直是這么說的。到這次會議，他不再提“新資本主義”了，反而批評“新資本主義”的說法。而且，他肯定中國革命勝利后，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的矛盾，這意味著他根本不會搞“新資本主義”。毛的思想發(fā)生這個改變，原因恐怕在于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發(fā)生了變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時，中共武裝力量準備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能夠進行決戰(zhàn)，當然是雙方力量對比有了重大變化。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時，毛對未來形勢的估計是困難重重，認為中國很可能要走一段聯(lián)合政府的道路，跟國民黨共同組建一個聯(lián)合政府，而共產(chǎn)黨在聯(lián)合政府的比重會非常小。到這時，共產(chǎn)黨跟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對比發(fā)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可以完全獨立執(zhí)掌政權，用不著再搞新民主主義了。

     這樣才能解釋他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對劉少奇不滿。一九五〇年，劉少奇對東北局有個批評。東北局要把老區(qū)的互動組提高一步，要削弱、動搖農村的私有制基礎。劉少奇認為高崗他們違反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說現(xiàn)在不是搞社會主義、走集體化道路的時候。毛當時沒有表態(tài)，據(jù)簿一波的回憶，高崗說劉少奇把這個報告給了毛，毛就批給了陳伯達，當時毛的表情是面露慍色，但是沒有說話。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個關于長治地委報告的批語。長治地委的報告和山系省委的批語跟東北局的政策主張是一樣的。華北局和劉少奇都認為山西省委的這個批語是不對的，劉少奇還是說現(xiàn)在我們不能動搖農村的私有基礎，搞社會主義還是一個很遠的事情，說它違背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這回，毛沒有沉默，批評了劉少奇。他找了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劉瀾濤，說馬克思也說過，資本主義自由發(fā)展的早期也有工場手工業(yè)階段，工場手工業(yè)階段通過簡單的協(xié)作分工，也可以產(chǎn)生新的生產(chǎn)力。劉、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評和意見。

     關于新民主主義問題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最近這幾年最大的爭論發(fā)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繩在湖南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發(fā)言，題目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再評價》，認為毛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存在和發(fā)展，并且最早批評了中共黨內的民粹主義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沒有堅持新民主主義理論，反而染上了某種民粹主義的色彩。在他看來，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物質基礎極大豐富后，才能搞社會主義。中國五十年代搞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后來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搞“窮過渡”，批判“資產(chǎn)階級法權”，否定商品生產(chǎn)、貨幣交換，實際上就是超越生產(chǎn)的商品化、社會化、現(xiàn)代化這個階段，倒回去了，落入了俄國的民粹主義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繩的發(fā)言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和《中共黨史研究》雜志，引起廣泛反響。

     第一個出來批判胡繩的是沙健孫。沙健孫說胡繩的意見，不僅是針對毛澤東的，而且是針對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針對鄧小平的有關論述的。沙認為，胡繩提出的與歷史決議、鄧小平論述相左的觀點，不僅事實上站不住腳，而且還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亂。沙說：“事實告訴人們，不是領導中國人民搞社會主義改造的毛澤東等在搞民粹主義，而是指責毛澤東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產(chǎn)力論的泥潭了。這種庸俗生產(chǎn)力論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不過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歪曲�！睆拇耍�贊同和反對的意見打了好一陣筆墨官司，聲勢不凡，以至驚動高層，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完全了結。

八、反右派運動問題

     官方只承認反右派運動“嚴重擴大化”，而發(fā)動運動本身是“必要的”。這是鄧小平的基本估計。研究者的看法一直有爭議。一個最大的爭論是反右派必要不必要？實際上民間的研究早已經(jīng)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萬人。據(jù)說，“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為錯劃的“右派”改正，全國沒有被改正（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嚴）的，大概不到一千人。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掌握的“右派”一共是二十七人，改正了二十二人，只摘帽不改正的五個人：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有人調侃說：“為了五個人，搞了一場反右派運動�！�

     還有一個爭論的問題是整風運動一開始是不是就要“釣魚”（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的看法是很明確的，他認為整風運動就是要“釣魚”，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作為證據(jù)。朱正先生則認為，毛一開始是要整風，要鳴放，到后來他覺得形勢不對，才改變了，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個人傾向于朱正先生的看法。毛一九五六年的心態(tài)是比較高昂的。為什么呢？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斯大林長期不相信中共會搞社會主義，現(xiàn)在中國搞了，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說過他比四九年解放還要高興。另外一個，波、匈事件發(fā)生后，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歐洲事務。本來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劉少奇會談的時候有明確的分工，斯大林明確表示，社會主義陣營的亞洲事務由中共負責，歐洲事務由聯(lián)共負責。波、匈事件發(fā)生后，中共不僅介入了歐洲事務，而且在東歐一些國家如波蘭贏得好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提升了威望，得了分。所以，毛的心態(tài)非常好。他說過，像波蘭和匈牙利那樣的事件，在中國不會發(fā)生，不是沒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來波、匈那樣的七級臺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過一句話，叫“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焙髞碚�理發(fā)表時刪掉了�？梢�，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澤東是非常自信的。在他看來，異端起不了大浪。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風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漸感覺事情起了變化。一是所有的輿論全都是批評，這其實也都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評意見。一時間，報刊、電臺和各種非中共人士的座談會都是批評，你想那是一種什么氣氛，就像是“一邊倒”。二是民主黨派主要不是提什么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而是提制度問題，認為主要是制度、體制有弊端。這就跟鐵托的觀點一樣，鐵托在南斯拉夫普拉發(fā)表演說，指出斯大林問題的發(fā)生的主要不在于斯大林個人品質，而是制度出了問題。民主黨派也認為這個制度是一個過分集權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后，民主黨派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言論中還涉及到中共執(zhí)政以后歷次政治運動，比如鎮(zhèn)反、肅反、統(tǒng)購統(tǒng)銷、農業(yè)合作化、私營工商業(yè)改造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話題，遠不是毛認為的僅僅是作風問題，他沒有想到。特別是五月中旬以后，言論愈來愈激烈尖銳。高校學生也動員起來了。比如北京大學“五一九”大字報，非常厲害。當時有一個謠言，說毛已經(jīng)坐不穩(wěn)了，快要被趕下臺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文章。文章才明確表達了“引蛇出洞”的意思，要求再搞兩個星期的整風、鳴放，然后就開始收網(wǎng)，反擊“右派”。

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

      這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成果也很多。因為時間關系，這里不做更多介紹。主要介紹兩個問題。一個是“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到現(xiàn)在為止，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說法，比較值得注意的有六個數(shù)字。第一個是《中國統(tǒng)計年鑒》的數(shù)字，這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數(shù)字。但是只統(tǒng)計了一九六〇年減少人口一千萬。第二個是中科院的報告的數(shù)字（這個報告我沒看到，是別人引用的）。大概是一個關于國情問題的報告，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涉及人口，講到“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減少人口一千五百萬。統(tǒng)計口徑大于《中國統(tǒng)計年鑒》。第三個數(shù)字出自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教授（曾任國家計生委副主任，現(xiàn)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統(tǒng)計的口徑更大了，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時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六百九十七萬。第四個數(shù)字來自國防大學教員叢進教授。他在自己的著作《曲折發(fā)展的歲月》中說，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這三年，減少人口四千萬左右。這個統(tǒng)計口徑與中科院的報告一致。第五個數(shù)字是來自金輝的文章。他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也在四千零四十萬。第六個數(shù)字是美國人口學家科爾統(tǒng)計的�？茽柺敲绹�著名的人口學家，他提供的數(shù)字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減少人口兩千六百八十萬。

     需要提及的是，前國家統(tǒng)計局局長李成瑞對蔣正華教授和科爾教授的研究作了比較。他發(fā)現(xiàn)科爾教授計算的個別重要數(shù)字與有關數(shù)字之間存在難以理解的矛盾。在針對這一矛盾對個別數(shù)字作技術性修訂后，李認為按科爾教授的線性公式計算，超線性死亡人口應約為兩千兩百萬（兩千一百五十八萬）。李還認為，蔣正華教授和科爾教授所依據(jù)的資料都有高度的可靠性，兩人所采取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學依據(jù)，但蔣正華教授所采用的以歷年生命表為中心，通過參數(shù)估計模型進行仔細計算的方法，科學性更高一些。（《中共黨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我個人對二千萬以下的數(shù)字都持懷疑態(tài)度。有一個材料是半公開的，就是信陽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關于信陽事件的報告。這個報告收入了國家農業(yè)委員會編輯出版的《農業(yè)集體化文件選編》一書中，報告列舉了兩個縣的材料，一個是正陽縣，最初報告的死亡人數(shù)是一萬八千人。信陽事件出來以后，揭發(fā)的是八萬人，同原來報的數(shù)字相差三倍多；另一個是新蔡縣，最初報告的死亡人數(shù)是三萬人，以后復查，揭發(fā)出來的數(shù)字是接近十萬，相差兩倍多。報告還列舉了嵖岈山人民公社（這是聞名全國的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數(shù)字，嵖岈山公社最初報告死亡六百人，復查的結果是近四千人，相差六倍多。按照《中國統(tǒng)計年鑒》公布的數(shù)字，取一個相差四倍的平均值來推斷的話，也不止兩千萬。當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艱苦的考證和調查，從多方面去統(tǒng)計，如公安部門的戶籍統(tǒng)計，衛(wèi)生部門的疾病死亡統(tǒng)計，民政部的救濟統(tǒng)計等等，更不用說政府統(tǒng)計部門。幾個方面的數(shù)字互相作參照。再說，當年統(tǒng)計的數(shù)字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這個也很難說，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點。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于“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叭�年自然災害”是一個沿襲了很長時間的說法，當年說嚴重的經(jīng)濟困難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叫做蘇聯(lián)撕毀合同，增加了中國經(jīng)濟困難；一個叫做“三年自然災害”。

     國內有研究者根據(jù)全國一百二十個水文站的統(tǒng)計資料認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年，即便說不上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害。這個統(tǒng)計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全國氣象狀況一共可以劃為五個等級，叫做負二度區(qū)、負一度區(qū)、零度區(qū)、一度區(qū)和二度區(qū)，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旱、旱。就是說，結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越少。在公布的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年，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區(qū)值。因此，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站不住腳。這個統(tǒng)計是非常扎實的，是根據(jù)水文總站歷年的歷史資料來說的。對這個結論，也有研究者不同意，并且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十、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問題

      李銳先生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大躍進”親歷記》，一本是《廬山會議實錄》。《“大躍進”親歷記》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上海遠東出版社的，只出了一個上卷；一個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兩卷，但是這個書排版、校對一蹋糊涂，質量很差，幾乎每一頁都有錯誤�！稄]山會議實錄》有三個版本，一個是一九八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內部發(fā)行；一個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還有一個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兩部書絕不是簡單只是他憑記憶寫出來的，里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獻材料�！丁按筌S進”親歷記》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歷次中央會議和某些小范圍內的講話、談話、插話都披露出來了，相當完整。《廬山會議實錄》就更不用說了，用了大量的個人筆記和文獻。所以，廬山會議其實是比較清楚了。

     廬山會議的歷史有一個爭論的問題，就是毛為什么突然要批彭？有人說是因為彭德懷沒有保護好毛岸英，毛遷怒于彭。這個說法恐怕站不住腳，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證明。有研究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毛澤東當時糾“左”有一個根本的底線，就是“三面紅旗”絕不動搖。從一九五八年秋天開始，他雖然糾“左”，但是始終肯定和維護“三面紅旗”，多次說過對于那些“動搖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會議，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會議，一直在講。所以，毛的糾“左”絕對是有限度的。其實，毛上廬山開會之前，會議期間，已經(jīng)看到很多材料批評和指責“大躍進”，比如江西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qū)四十二軍的材料、中央國家機關討論人民公社決議的材料，那里面有章伯均、羅隆基、龍云的       言論摘錄，龍云說得很厲害，說“天安門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長城”。毛對這些材料實際上早已不滿。

     還有研究者認為，蘇聯(lián)和赫魯曉夫的態(tài)度，對毛有很大負面影響。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蘭波拉采夫農業(yè)合作社發(fā)表演說，他說：把個體經(jīng)濟改造成為集體經(jīng)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zhàn)爭一結束后，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yè)勞動組合，而是公社�？磥�，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么是共產(chǎn)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chǎn)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指農民覺悟）。結果是大家生活都想過得好，而在公共事業(yè)上又想少花勞動，正所謂“盡可能干，按需要拿”。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么成績。赫魯曉夫的演說，講的是蘇聯(lián)的歷史，實際上批評的是中國的人民公社。敏感的美國《紐約時報》駐華沙記者馬上報道了，這個記者好象就叫索爾茲伯里。毛對蘇聯(lián)的看法是特別關注，從斯大林去世以后，毛要創(chuàng)造一個國際共產(chǎn)主義的典范，就是要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陣營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國走出一條跟蘇聯(lián)完全不一樣的路，樹立社會主義的正統(tǒng)旗幟。有研究者注意到，蘇聯(lián)官方報紙一九五八年一年沒有一篇關于“大躍進”的文章，只有《共青團真理報》有一個報道，對于人民公社則一篇報道都沒有。這個時候出來彭德懷的意見書，毛當然很惱火。他認為國內有一批人跟蘇聯(lián)人呼應，跟美國人呼應，跟黨外的這些人呼應，一齊向他示威。這是毛要批彭的一個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線”，攻擊我的“大躍進”，攻擊我的“三面紅旗”了，我當然要反擊。